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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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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版主灌水之王推广达人宣传达人

发表于 2016-10-26 16: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3年四月间知道文化部举行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15周年活动,是从章诒和先生的微博上看到的,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纪念先贤,“逢十”举办的多,“逢五”就比较少了。之后又从报纸上看到有关领导在纪念座谈会上的谈话,不外乎“深刻缅怀他为祖国文物保护事业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追思和学习他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时下人做事情,大多有着现实的考量,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了。窃以为,不论是号召弘扬张伯驹先生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还是表彰张伯驹先生对于自己斥资购藏并历尽艰辛、甚至不惜用生命保护的法书名画,却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将其看作是全民族的文化遗产,所针对的是近几年来所出现的一些著名人士将自己的杰出作品或珍贵收藏捐赠给外国艺术馆、博物馆的情形。至于张伯驹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特别是1957年之后所遭受的凌辱,却被谈话者一笔带过或有意忽略了。
       记得十年前在《同舟共进》杂志上看到章诒和先生的文章《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张伯驹先生的名字和他的生平事迹就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特别是他的名士风骨和二十年间所遭受横逆的悲剧,而这,才是我认为纪念张先生的重点所在,至少是不应该忽略的。因缘凑巧,最近刚好又得了《往事并不如烟》的台湾版,我又重读了一遍章诒和先生的《君子之交》一文,可算是以自己的方式缅怀张伯驹先生了。
        张伯驹先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但他不是纨绔子弟,而是由于家道殷实、衣食无虑的“闲人”,而醉心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就像当年年少的章诒和还没见到张伯驹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的:“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是这种“公子哥”、“闲人”造就了张伯驹先生的文人名士风骨。
        张伯驹先生的书艺别具一格,人称“鸟羽体”,之前我曾经就张先生的书艺就教于一些书法名家,有论者认为张先生的字在同世人之中尚不是最好的,就张先生曾经收藏那么多的历代名帖,似乎应该写出格调承接先哲、高于时贤的字。后来我反复思索,每个人在自己心目中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不同的,就像玩京剧张先生是名票,但京剧终不是张先生之志业,书法在张先生心目中也不是最最重要、花最多心思的,张先生最为看重的是书画鉴藏和诗词,之后才是戏曲和书法。张伯驹先生是一个“散淡”的人,其“鸟羽体”用笔飘逸,结体潇洒空灵,其实最真切地反映了其“散淡”精神的。
        张伯驹先生一生耽于诗词,以数千阕词而名闻天下,被誉为“词人之词”。1966年,“文革”乍起,词人填《蝶恋花》一首,云:“残烛不明炉不热,地冻寒凝,日促穷名节。晴处旋风阴处雪,朝阳淡似黄昏月。  柳絮性情梨粉色,春意之心,只与瑞花说。路断门前人迹绝,遥空目送飞鸿去。”词人心绪,表露无遗。
        新近的《炎黄春秋》第9期,发表了张一虹的《文革中我两次见到张伯驹》一文,记述了古稀之年的张伯驹在文革中遭受到的非人虐待,看后让人心痛不已。其状之惨,岂忍复述。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先生去世。善良的人们永远不应当忘记张伯驹先生谢幕的这一幕。请原谅我在这里原文引述章诒和先生的痛彻心扉的记述: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最近买的一本新书《燕京大学:1919—1952》的扉页上有一句话,“大学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对待大学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我想套用这句话说,“文人名士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对待文人名士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不是吗?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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